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徇私舞弊类渎职罪“前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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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系统第二十七届学术讨论会征文

徇私舞弊类渎职罪“前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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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扬州市手机官网bte365_bte365有几个网址_bte365手机版?? 朱珠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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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珠,女,1991年生,现任手机官网bte365_bte365有几个网址_bte365手机版审判监督庭书记员,E-mail:77057434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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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独创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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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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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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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徇私舞弊类渎职罪“前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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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

对于徇私舞弊类渎职罪“前案”的定性分析,由于刑法规定过于概括,缺乏有效的司法解释,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进而影响了司法实践的统一。文章通过评议各学者学说的理论争议,对“前案”的称谓、概念、性质、标准及其主体与“本案”主体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全文共 833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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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创新观点

刑法条文在规定某些特定渎职罪时,都规定这些渎职犯罪的成立应以相应“前案”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但并未就“前案”的称谓、概念、性质、认定标准及其主体与“本案”主体间的关系等具体方面作出解释,而且理论界在这些问题上也存在着诸多争议,从而妨害了司法实践活动的统一性。因为这些渎职罪大都集中在徇私舞弊类渎职罪中,如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等,故为了便于“前案”的理论研究得出更加统一的结论,文章将“前案”的有关问题集中在徇私舞弊类渎职罪中进行探讨。

在内容上,本课题的内容选取主要针对现实背景,特别是从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的角度看待“前案”的相关问题并提出统一的理论建议;在写作技巧上,本课题采用比较分析的手法,在评议各学者理论争议的基础上,结合笔者自己的思考,归纳总结出较为全面科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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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案”概述

(一)“前案”的称谓与概念

对于“前案”的称谓,各学者因对其概念的理解有差别,而表述各异。有的表述为“原案”,[1]有的表述为“前罪”[2]或者“前提罪”,有的表述为“本犯”,[3]还有的学者则表述为“前案”。[4]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准确的表述其称谓呢?笔者认为,应把“前案”放置在具体的渎职犯罪中进行界定,下文将结合其内涵和具体罪名对以上称谓进行分析:

“原案”中的“原”字会使人误解本罪实质上是前案的延续,它们是同一犯罪的两个阶段。以徇私枉法罪中“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这一情形为例,该罪的主体也就是从事相关公务的司法工作人员,但其并非“前案”中的“有罪之人”,司法工作人员和“有罪的人”实施的也是不同的罪行;又如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其与没有交付的刑事案件也不是同一案;再如放纵走私罪,其“前案”存有一般走私行为的情况,根本不可能构成犯罪,那性质上更不可能与本罪是同一案。

“前罪”、“前提罪”的称谓会使人产生“前案”是犯罪的定性误解。首先,以放纵走私罪来讲,其“前案”除了为走私罪的情形外,还可以是一般走私行为,而一般走私行为只是违法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其次,以徇私枉法罪为例,其也包括“明知是无罪的人而让其受追诉”这一情形,该“前案”为“无罪的人”,并不是罪犯;再次,刑法本身并没有明文规定“前案”必须成立犯罪,如果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以此种提法为根据,会使他们对这类犯罪的外延理解过窄,导致放纵放罪,不利于积极有效的打击犯罪。

“本犯”中的“犯”字很明显是只对人而不是案件,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中的“刑事案件”很明显只是案件,该称谓就不能将其包括在内,所以“本犯”的称谓是不全面科学的。

综上所述,笔者更赞同“前案”的说法,因为这个称谓既区分了前后两案的关系,也不会给人以定性上的误解。结合“前案”称谓的正确界定,不难可以得出“前案”的概念:导致特定渎职行为成立犯罪的某些行为或者案件。[5]其中包括刑事罪案、非刑事案件以及相关涉案人员,至于具体怎么区分,那就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二)“前案”在“本案”中的地位?

部分学者在讨论“前案”时,往往把“前案”从“本案”中割裂出来,从而导致了对“前案”的片面理解,也引发了对“前案”称谓、性质和认定标准的争议。因此,要想正确全面的理解“前案”,应当把“前案”放置到该类渎职犯罪中进行考察,正确界定出“前案”在“本案”中的地位。以放纵走私罪为例,相关公务人员的放纵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为走私罪和一般走私行为,也就是该类渎职罪的“前案”经过上述的具体分析,不难得出“前案”在“本案”中所处的地位就是犯罪对象,这就为我们在理解特定渎职犯罪时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把“前案”恢复到其本来的面目,以便更加准确的认识“前案”。

(三)“前案”的性质

有关“前案”的性质,在有罪与无罪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其中学术界已形成一致意见,特定渎职罪的成立不以“前案”构成犯罪为条件的情况有:徇私枉法罪中使无罪的人受追诉,放纵走私罪中的一般走私行为。可是对其他徇私舞弊类渎职犯罪的成立是不是要求“前案”必须成立犯罪,则存在较大争议。

1.“前案”构成犯罪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有罪必须以“前案”构成犯罪为前提。如果“前案”不构成犯罪,那么就算相关人员施行了放纵、包庇的行为,仍不成立相应的渎职犯罪,只可以对其处以其他罪。[6]持该种观点者以为,从刑法条文的具体规定来看,除了达成一致意见中的徇私枉法罪中使无罪的人受追诉这一情形未规定“前案”必须成立犯罪,还有放纵走私罪没有规定放纵的走私行为必须成立犯罪以外,其余的几种特定渎职犯罪的成立则一律要求“前案”必须成立犯罪。

笔者认为,持该观点者认为其他几种徇私舞弊类渎职犯罪的成立,都必须以“前案”构成犯罪为条件,这明显表述过严。经过法院的判决是认定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而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就可以认定涉嫌犯罪,显然前者的认定条件更为严苛,而且这两种规定在实际的司法操作中的表现完全不同,若坚持构成犯罪是其他特定渎职罪成立的必要条件,则有可能会因司法程序过严而导致放纵犯罪。

2.“前案”不必须构成犯罪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特定渎职罪的成立不以“前案”必须构成犯罪为必要条件,但也包括“前案”构成犯罪的情况。[7]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所认为的成立特定渎职犯罪无需“前案”构成犯罪的说法不够严密。涉嫌犯罪是无需构成犯罪的一种,仅有一般违法行为也是无需构成犯罪的一种,该观点明显没有将这两者区分开来。

3.笔者观点

笔者认为,对“前案”性质的认定,既不能笼统的规定为罪案或罪犯,也不能全部认定为是一般行为或人员,亦不能直接归结为涉嫌犯罪的行为或犯罪嫌疑人。应是在具体分析各种罪名的基础上,分不同的情况划分,具体可归纳为三种情况:第一种为完全无罪的情况,如徇私枉法罪中“无罪的人”;第二种为存在涉嫌犯罪和一般违法行为两种可能的情况,如放纵走私罪的“前案”存在涉嫌走私罪和一般走私行为两种情形;第三种是涉嫌犯罪的情况,如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中的应该移交司法机关的刑事案件。

二、“前案”的标准

对于如何确立“前案”的标准,理论界则存在较大的争议,这也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司法裁判说

“司法裁判说”的观点是,只有通过司法裁判才能判定“前案”有罪,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能够将其判定为罪案。而且倘若“前案”未经法院判决,该特定渎职行为便不可能成立。

该学说使得“前案”的确定标准过于严格,而过于严苛的标准使得执法者在司法实践中难于操作,笔者归纳以下几点理由予以反驳:

第一,与立法原意不符。上述观点是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原则性规定,立法的本意是为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充分的诉讼权利保障,使其免受不当的刑事追究,针对的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相关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而不是为刑法中的特定渎职罪的“前案”制定标准。若错误的将其认为是对特定渎职罪“前案”的规定,则会使该刑诉法条文失去其原本的意义与作用。

第二,与刑法条文的规定不符。刑法条文将“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让其受追诉”列为徇私枉法罪的罪行之一,此处的“明知”明显只是犯罪主体的主观臆断,而不可能为法院判决,同样若此处的“有罪”只能通过法院判决来确定的话,那在侦查阶段就无法判定“前案”是否“有罪”,也就无法开展侦查活动,该法律条文的设定也就毫无意义了。

第三,容易导致放纵犯罪。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为例,第一种情况是在“前案”进入审判前,具有查处犯罪行为职责的相关公务人员向犯罪分子提供情报,帮助其篡改证据,致使“前案”行为人在最终的审判中被判定无罪,但在事后发现了相关人员曾经的渎职行为;第二种情况是由于渎职行为人帮助“前案”行为人篡改证据等情况,使得“前案”在审判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迟迟不能结案,并最终超过了追诉时效。在这两种情况中,“前案”都不可能被法院判定有罪,依照该学说,相应的渎职罪也不可能成立,最终就会导致放纵犯罪。

第四,无实际可操作性。该类特定渎职案的渎职行为有的既可以发生在“前案”的立案前,也可以发生在立案后,如徇私枉法案。而有的渎职行为只能发生在“前案”的立案前或审判阶段,如枉法裁判案、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案等,都没有一个是发生在司法裁判之后,那么这些“前案”行为人是否有罪,显然就只能依靠一种主观判断,而不可能是司法裁判。

(二)立案侦查说

“立案侦查说”的观点是,“前案”被认定为刑事案件仅需其经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进入刑事追究程序即可,而不需要通过司法判决来确定。持该观点的学者以为,进入立案阶段必须满足“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法律责任”这一条件,当特定渎职罪的“前案”已进入立案侦查阶段时,那就完全可以说明该“前案”已经划入刑事犯罪案件的范围,而不是一般违法案件。[8]因此,相关特定渎职行为所偏袒、纵容的对象是刑事罪犯,而不是一般违法者。

该学说将“前案”成立犯罪的条件限定为仅需经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笔者认为,认定某一事物应当通过其实质特征来认定其本质属性,而不是通过其他形式要件。而刑事案件的认定,是靠犯罪的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来决定,若按照上述学说,那么经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便是认定“前案”为刑事案件的唯一条件,而没有经过该程序“前案”就永远不能被认定为刑事罪案,这明显是很荒谬的。而且,若依照此学说,那么徇私枉法罪中“使无罪之人受追诉”这一情形以及放纵走私罪中的放纵一般走私行为将永远无法准确判定,这显然和相关法条的规定是不符合的。

(三)刑事受案说

“刑事受案说”的观点是,“前案”只要以刑事案件的性质被有关司法机关正式受理,依相关公务人员日常的辨认情况就可以认定该“前案”为刑事案件,那么依其判断追究刑事责任就行,可以不经过立案程序和法院判决。

笔者以为,该种学说的观点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法。在现实工作中,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其可以凭借日积月累的办案经验,在了解案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案件有个大概的主观判断,但这并不能作为认定“前案”为刑事案件的唯一标准。司法是客观严肃的,即使在审判环节,也需要大量的证据支撑才能判定案件,若只依靠办案人员的日常辨认就判定“前案”是刑事案件,那是对司法的一种不尊重,也会带来大量的冤假错案。而且“刑事受案说”只是从程序上来确立“前案”的认定标准,认为只要“前案”被按照刑事案件受理就可认定其为刑事案件,但是却忽视了其实质上是否成立犯罪,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材料反映说

“材料反映说”的观点是,只要有报案、举报、自首及其他材料,司法机关便可据以认定“前案”构成犯罪。

笔者以为“材料反映说”的表述不够严谨,报案、举报、自首及其他材料可能是杜撰造假的,也可能其中有部分夸大其词,如果不通过侦查就直接认定“前案”构成犯罪,那么不但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司法不公正,而且还会造成刑法所打击的范围被任意扩大,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原则。

(五)充足证据证明说

“充足证据证明说”的观点是,“前案”的认定只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即可,而不需要经过法院判决。如放纵走私罪的成立,只需要有证据证明所放纵的走私行为达到立案标准,而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判定,便可认定本罪成立。

有关“充足证据证明说”,笔者认为该学说有其合理之处,能够在有证据证明“前案”性质的前提下及时追究实施特定渎职罪的行为人的相应法律责任,使得相关司法实践活动便利而又快捷。但是此学说忽视了刑诉法所规定的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六种情形,也会造成刑法所处罚的范围被任意扩大。

(六)刑事规范符合说

“刑事规范符合说”的观点是,成立犯罪行为必须既符合刑法总则的规定,还要满足刑法分则相关条文所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否则就不是犯罪行为。

笔者以为该学说的观点不符合逻辑,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循环定义表现的错误形式为:一种是定义项直接包括了被定义项,如把麻醉解释为就是麻醉剂所起的作用;还有一种是定义项间接包括了被定义项,如解释原因就是引起结果的事件,而同时解释结果就是原因引起的事件。[9]

笔者以为,依据该学说,可以解释为:成立犯罪也就是符合犯罪构成,而符合犯罪构成也就是成立犯罪,即以构成犯罪解释犯罪构成的同时又用犯罪构成衡量构成犯罪,定义项间接的包括了被定义项。

(七)如何正确认定“前案”的标准

笔者以为,以上主流学说争议的焦点是没有分清实体有罪与程序有罪之间的关系。实体有罪是指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相一致,并且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程序有罪指的是构成犯罪并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行为。笔者以为,查处该类特定渎职案保护的法益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及信誉,只要“前案”具有刑法规定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予以袒护,就应该认定为破坏了所要保护的法益,而不是为了研究到底追不追究“前案”的法律责任,所以应以实体上有罪为判断标准。因此,判断“前案”的标准为:一种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如徇私枉法罪中“使有罪之人不受追诉”这一情形;一种是有证据证明无犯罪事实或达到立案标准中的一般违法行为,如徇私枉法罪中使无罪之人受追诉和放纵走私罪中的一般走私行为。

以上对“前案”认定标准有争议的各学说,都是侧重于论证“前案”是否客观存在,但是却忽略了渎职行为人在查办案件时有没有主观上认识到“前案”的存在。倘若“本案”的行为人在行政执法程序中,依据当时的行政调查材料未能发现存在“前案”,但是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调查过程中经过精细入微的搜集证据最终判定“前案”成立,因此认定“本案”的行为人施行了相应的渎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相背离,是一种客观归罪。因此认定“前案”成立的关键还要根据当时的行政材料,来认定渎职行为人在进行渎职行为时是否明知“前案”的存在。但也并不是只要主观上存在犯罪意图,而不论客观方面就判定构成该类渎职罪,如果行为人在进行徇私舞弊类渎职行为时,错误的把无罪之人当成有罪之人,或者把不是犯罪的行为误认为犯罪行为,进而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予以包庇不移交,虽然行为人主观上以为实施了相应的渎职犯罪,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犯罪行为人或刑事罪案,此时若仍对包庇者认定为渎职犯罪,显然是不合理的。例如,具备查处犯罪行为职责的相关公务人员A,错误的以为亲戚B施行了犯罪行为(但B实际上的行为并没有达到犯罪立案标准,只成立一般违法行为),A向B提供情报,帮助B逃避刑事追究,客观上A固然存在渎职行为,但不可简单地认定其行为成立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10]原因在于,B本身并未构成刑事犯罪,所以A并未实际实施了侵害职务正当性的行为,其就不构成该类渎职犯罪,因此在判定是否构成特定渎职犯罪时应做到主客观相统一。

三、“前案”主体与“本案”主体的关系

通过上文对“前案”概念的分析,不难得出“本案”与“前案”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关于特定渎职犯罪的主体与“前案”的主体能否一致的问题,存在以下争议:

(一)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特定渎职罪的主体与“前案”的主体不一致。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从刑法理论出发,在大陆法系,犯罪行为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在实施犯罪后采取各种措施处置赃物,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行为,不能将销赃这一行为单独定罪。据此,若特定渎职罪的行为人与“前案”的行为人相一致的话,那么同一主体实施“本案”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前案”,为事后不可罚的行为,则不成立后面的特定渎职犯罪,这样的结论显然与立法不符,所以“前案”的行为人肯定不可能再施行特定渎职犯罪行为。

第二,依据刑法条文,虽没有明确规定“本案”犯罪对象必须指向他人,但是其所使用的“放纵、帮助”等行为方式词汇,显然是把“前案”的行为人排除在特定渎职犯罪的行为人之外。

笔者认为,该说法过于片面,太绝对的否定了特定渎职犯罪的行为人与“前案”的行为人存在一致性的可能性,主要有以下反驳理由:

第一,同一行为人为掩盖“前案”所实施的特定渎职犯罪行为不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成立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必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该行为必须为事前的状态犯中通常被包含的行为;二是不存在新的法益受侵害……,如果该行为是事前的状态犯中通常没有包含的行为,并且还产生了新的法益受侵害,则不成立不可罚的事后行为。[11]“前案”的状态犯通常不可能包括特定渎职行为,且特定渎职行为侵害了新的法益(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及信誉)。因此,认为试图掩盖“前案”所实施的特定渎职罪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以放纵走私罪为例,走私行为不会自动产生放纵走私的行为,并且走私罪的法定刑不一定就高于放纵走私罪;走私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对外贸易管制制度和税收,放纵走私罪侵犯的是国家的海关监管制度,放纵走私罪损害了新的法益。综合以上两点可得,放纵走私罪不是走私行为的事后不可罚行为。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该类案件的特定渎职行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笔者以为,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拥有相应职权的同时更多的是承担相应的责任,应当将人民和社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不能为了个人利益牺牲人民的利益,从其本身职业素养来说,完全可以期待相关公务人员从保障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在相应的情况下选择不实施违法的行为。

第二,刑法条文中所规定的“放纵、帮助”行为也可指向渎职犯罪行为人本人。就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来说,对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负有查处职责的相关公务人员事前和他人通谋,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在事后查处过程中,故意作虚假的合格证明,放纵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则该公务人员不仅实施了制售伪劣产品这一行为,还实施了放纵行为。此时,“前案”的行为人和特定渎职罪的行为人就是一致的,“放纵”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就是实施渎职犯罪的行为人本人。

(二)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前案”的行为人和实施特定渎职罪的行为人应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该说法也过于绝对,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为例,有查处犯罪行为职责的相关公务人员,明知他的亲戚为犯罪分子,并且处于查处之列,仍然向其提供情报,希望帮助犯罪分子逃过处罚,此时实施“前案”的行为人与帮助其逃避处罚的人员就不是同一对象。再就徇私枉法罪来说,相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明知自己的仇人是无罪之人,为泄私欲进行打击报复,利用职务上查处犯罪的便利条件,使其被追究刑事责任,此时被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显然和实施徇私枉法行为的主体不一致。

(三)折衷说

“折衷说”认为,对于特定渎职犯罪的行为人与“前案”的行为人能否一致这个问题,不应当一概的否定或者肯定,而应折衷看待。

笔者较赞同该种看法,在一般情况下,特定渎职犯罪的行为人与“前案”的行为人不一致,但也存在例外,拥有特定职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实施“前案”后,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徇私舞弊实施特定渎职罪,此时,特定渎职犯罪的行为人与“前案”的行为人便相同。下面将结合该类渎职犯罪的主要罪名进行论证:

1.徇私枉法罪

一般情况下,从事侦查、检察、审判工作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进行犯罪之后,若已经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其就不能再查办自己的案件,所以,在普通情形下,徇私枉法罪的行为人不可能与“前案”的行为人相一致。但也存在例外,如果从事侦查、检察、审判工作的司法机工作关人员和其他人共谋进行犯罪行为,而事后该司法工作人员在该罪行仍未被司法机关发现的情况下,其很可能为了隐匿自己的犯罪行为,而连带着对其他共犯采用伪造、毁灭证据或者其他违背法律的手段使他们不受法律追诉,或者由其亲自审判时,故意违背法律和事实对其他共犯作无罪判决,此时,“前案”的主体和徇私枉法罪的主体相同。

2.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大多数情况下,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行为人不可能与“前案”的行为人相一致,毕竟帮助行为还是要有其他人来完成。但也存在例外情况,当有查处犯罪行为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其他人通谋实施犯罪,当案件被侦查时,该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犯罪分子提供情报,帮助其躲避调查,此时,本罪的行为人与“前案”的行为人也相一致。

3.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同上述两种案件一样,在通常情况下,徇私舞弊的行为人与“前案”的行为人是不一致的,但也存在特殊情形:相关行政执法人员自己实施刑事案件后,在具体的犯罪行为人未被锁定的情况下,恰巧由该行政执法人员自己判别所犯的案件是否构成刑事罪案,该公务人员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混淆案件的性质,不移交相应的刑事案件,此时,特定渎职罪的行为人就与“前案”的行为人相一致。

4.放纵走私罪

海关工作人员贪图财物,与其他人一起实施走私犯罪行为,事后在查处的过程中利用职务的便利,对共同实施走私行为或者走私犯罪的人故意偏袒、放纵,其不仅触犯了走私罪还成立放纵走私罪。但是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海关工作人员与走私分子通谋,在放纵走私过程中以积极的行为配合走私分子逃避海关监管或者在放纵走私之后分得赃款的,应以共同走私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肖中华:《渎职犯罪认定中的共性问题》,载《法学论坛》2001年第5期,第48页-55页。

(2)张杰:《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1期,第25页-27页。

(3)(10)张明楷,黎宏,周光权:《刑法新问题探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5页-396页.

(4) 贾济东:《渎职行为中的“前案”问题探究》,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第148页-150页.

(5)康均心:《特定渎职犯罪的前案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91页-100页.

(6) 刘忠:《徇私枉法罪原案两个问题的探讨》,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52页-55页。

(7) 杨进,董瑞森:《徇私舞弊犯罪案件原案问题之探讨》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10期,第36页-37页。

(8) 蔡先初,胡金国:《渎职罪中“前案”的确定标准》,载《人民检察》2002年第9期,第35页-36页。

(9) 马克昌:《犯罪通论:第3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1)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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