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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审判与法官意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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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系统

第二十七届学术讨论会征文

集体审判与法官意志独立

——以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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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手机官网bte365_bte365有几个网址_bte365手机版??? 夏敏

〇一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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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敏,男,1963年生,本科学历,现任江苏省手机官网bte365_bte365有几个网址_bte365手机版研究室主任。2012年,论文“司法公信力在于祛除司法潜规则”发表于中国法制出版社的《法治论坛》第1辑。2013年,论文“刑事影响性诉讼: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博弈失据”获省高院24届学术讨论会优秀奖并获省刑法学年会三等奖。2015年,论文“人民法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获最高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学首届人民法庭建设高层论坛三等奖。

电子信箱:xiami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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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独创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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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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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夏敏???????? 日期:201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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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审判与法官意志独立

——以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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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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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关于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的诸多讨论中,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司法独立的不同语境,甚至简单地把法官独立、法院独立、司法独立混同起来,以至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切入当下的司法改革,都有隔靴搔痒、左右言它之感。审判权的内在关系,是决定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能否得以健全的关键,只有在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审判权本质上的集体属性前提下,讨论法官职权的独立性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本文在集体审判与法官意志独立两方面将问题展开,以权责为主线,努力在人民法院传统科层体制中划清审判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探寻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的内在机理,以期为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提供正确的方向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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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判权 法官独立 集体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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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中明确提出来的。它有两层含义:一是谁审理谁裁判,要求裁判权必须在审理者手中;二是谁裁判谁负责,将承担案件责任的主体划定在裁判者范围。迄今仍将此作为一个改革方向提出来,说明我们过去的审判在这两个层面都是没有做到或者做好的。一般看来,这样一种要求是一个司法常识,长期以来没有做到或者做好,与常识发生了悖谬,原因是复杂的。笔者认为,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司法现代性对法官意志独立的要求与我国司法传统组织形式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

在使法官权责到位的努力中,是否充分理解了我国司法中的集体审判特征?是否仍然固执地无视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与我们不同的制度土壤而试图以法官独立去推动所谓的“司法独立”?如果认识上存在模糊,就难免对“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句话作出片面理解,改革的发力方向就可能忽视集体审判组织形式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所应有的权责分担和权责适当,而让一线法官承受不能承受之重,使司法改革的这一目标功亏一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我们的法官无法独立、自给地达致法官独立的司法实践要求时,当我们的法官还需要通过外界的压力来迫使他们接受规则的约束时,我们如果一味强调按照西方现有的法官独立标准来改变中国的司法状况,可能会适得其反”。[1]

一、集体审判:我国审判权的权责逻辑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内容在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中均有重申,[2]使“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得以确立,也使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权的主体得以明确。人民法院是宪法规定的审判机关,为了确保法律的适用与执行,有效地实现司法目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我国法院的审判组织作了相关的规定。如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第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规定成为我国集体审判的法律根据。至于第九条中所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原本只是集体审判中法官履行职权的一种形式,并未改变集体审判的性质。正是独任法官、合议庭法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各自依法履行职责以及人民法院最后在裁判文书上加盖公章这一事实,才构成了人民法院作为一个集体“独立审判”的完整性。

“按照现行宪法、法律规定,我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即司法审判权的主体既不是法官个人,也不是合议庭,而是法院。如此立法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于我国政治源远流长的集体主义观念意识,这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集体负责制的来源”。[3]对这一点的理解必须要结合对我国法院内部科层组织结构的认识。按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构架,无论是哪一级法院,都有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书记员这样的科层设置,这些职务也都有相应的行政职级。即使是独任审判,也存在着庭长直至院长的层层把关,因此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着“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司法怪状。司法改革从一开始就试图破除由此带来的“暗箱操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法院也曾轰轰烈烈地开展过审判方式改革,想还权给合议庭和独任法官,但由于体制和其它多方面的原因,最终又通过一步步加强的审判管理,收回了还没有完全放出去的审判权。所以,2013年最高法院的“四五改革纲要”仍然再一次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一次除了在体制上有了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的突破性改革举措外,围绕审判权改革的目标指向也更具有内在机理性,即“健全完善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显然,改革没有脱离集体审判权理念,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下不但不应该脱离,还应该强化这一理念,只是对集体审判权权力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应当加以厘清。

第一,独任审判的审判权在独任审判法官的手上,理当对其裁判担责,但法院在其裁判文书上加盖公章,显示了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集体权力意志对法官裁判的确认,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官只是代表了这种集体权力意志。过去为什么裁判文书总是需要庭长、院长把关,就是因为即使是独任法官作出的裁判,其对外的责任主体仍然是法院,既判力来自法院那颗公章而非法官的签名,法院必须更加审慎。由此可见,独任审判仍然是一种非典型的集体审判。

第二,合议庭审判时,权责关系则要按照合议庭组成成员的职责来区分和判定,“主审法官作为审判长参与合议时与其他合议庭成员权力平等”,合议庭结论意见是按照简单多数的原则作出的,属典型的集体审判,如果结论意见导致裁判错误,那么发表与结论意见一致的法官应当担责,但发表不同意见的法官则不应担责,更不能不加区分,一律让主审法官担责。当然,主审法官作为审判长,还“负有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岗位责任”,如案件在主审法官手上被拖延超审判期限,主审法官当为此承担责任,合议庭其他成员则无需担责。

第三、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实际是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行使集体审判权,每个审委会委员都是具有审判资格的法官,但他们行使权力却是不公开的,行使权力表达的意见被记录下来也是不公开的。在民主集中制规则下,审委会也是以简单多数来决定审委会意见,意见一旦形成就是审委会集体作出,委员个体的审判权归隐于审委会的集体审判权,所以一旦审委会意见造成错案,责任难以追究到委员个人,而所谓集体责任更是虚无的。如果说审判委员会这种集体审判形式尚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在权责上必须加以明确。审委会讨论案件也是一种书面审,参加的委员就是在行使审判权,最后的裁判就是这种审理导致的裁判。因此,理顺委员在审委会上的权责关系,也是贯彻“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重要一环。

二、法官意志独立:司法现代性的核心要求

诉讼增长是人民法院面对的现实压力,对此有学者用“诉讼社会”来加以描述,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每年约有10%的人口涉诉,则该社会即可被认定为“诉讼社会”,而按照这一模型和方法,可以认定中国已经进入诉讼社会。[4]但有一个现象则令人困惑,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评价不高,另一方面则是每年的各类纠纷逐年递增地涌入法院。为什么法院每年解决了那么多诉讼纠纷,司法公信力却得不到较高的评价呢?这就与司法的现代性缺失有关,法院的裁判并没有让人确定地看到法官的独立性。如果法官在集体审判中没有意志独立,难以做到不受任何干预独立地对案件所涉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其意见也就不能独立存在,集体审判的正当性就必然受到质疑。

在我国,司法的现代性是一个司法权逐步从行政权中脱离的过程。按照司法的现代性理论,司法权必须由专门的机关享有并行使,其他任何机关都不得分享这种权力,即“由司法裁判的性质所决定了司法权必须是独立的,不得隶属于其他的公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5]但是,我国狭义的司法权虽然由宪法明确规定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却实际上存在着法院外部和内部行政权的分享甚至夺。在一些较为特殊的时期,本应建立在司法规范体系上的集体审判却演变成政法层面的“集体审判”,经媒体曝光的那些冤假错案,有相当一些就是经由这样的“集体审判”酿成的。而在法院内部,法官与一般行政干部的选拨和任命没有什么区别,奖惩机制也差不多,长期以来在案件裁判上采取的也是层层审批,法院管理更是存在着审判权与行政权合一、行政权与监督权合一的两类结构性矛盾,造成当事人即使到法院打官司,内心里往往也是信权不信法,想方设法找关系,意图借助行政权来摆平审判权,达到有利于己方的目的。如果案件的最终结果不是由法官的审判权来决定的,或者不完全是由法官的审判权来决定的,那么无论法院一年办多少案件,对司法的信任都不会增长,增长的反倒会是行政权对审判权的影响力。

严格地讲,没有法院独立的审判权就没有真正的司法,没有法官独立的审判权也就没有法院的独立审判,而没有法官的意志独立,则无可去谈法官独立的审判权。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不仅意味着法院系统对于外部干预的独立,更意味着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意味着法官个体的独立,在不受上级领导或同事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审判权,公正地作出判决”。[6]那么,作为司法现代性的核心要求,法官的意志独立应当怎样去塑造呢?笔者认为,重点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法官的身份独立。“所谓法官的身份独立是指为了确保法官不受政府干涉,法官职位的条件及任期等有适当的保障”。[7]只有让法官身份独立,才能奠定其抵抗外部干扰和依法履行职权的基础,以职业化的信仰保证其严格执法,公正裁判。然而,我国法官长期以来与普通公务员处于同一序列,并且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组成部分,被纳入政法干警队伍,接受党的绝对领导,这些都决定了我国法官身份的相对独立性。在执行和适用法律的时候,法官只有法律这一个上司,因为这个意义上的法官身份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经由了法官职业遴选的程序,是法律意义上的法官。但法官同时又是政法干警,在其任职中不仅要接受党的组织部门考察约束,还要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从政法机关社会治理任务的集中动员,而且在其执行和适用法律的时候,也要接受这种集中动员的指导。因此,我国法官的身份独立问题,关键就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政法要求法治化,并在多大程度上能将政法干警身份吸收进职业化的法官身份。司法改革应当瞄准和解决这些真问题。

二是法官的人格独立。在法官如何独立行使职权的讨论中,人民法院的科层行政化管理体制一直被视为重要的障碍因素,这是因为传统的科层行政化管理具有封建的集权专制基因,往往“集中”大于“民主”,人治特点突出,下属对上司容易产生奴性依附心理,人格难以独立。但正如有学者所言,“将科层行政官僚制管理与法官独立审判结合起来可能是我们当前能够选择的比较好的制度。虽然它们之间在理论上有不可共融性,但在中国的实践中却并非不可行,因为它是立足于我们国家基本特色的选择”。[8]法官的意志独立决定了法官的实质,使其“有能力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针对特定的事实选择、解释和适用其认为适当的既定的法律规则,而不受来自于任何可能会影响其裁判的外来的影响和压力”,[9]这个前提在于法官的人格是自由的,是基于其自己对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的理解而建立起来的,并且法官这种人格上的独立是被制度确认和加以保护的。科层制对法官人格的独立是一种遏制,使法官在集体审判组织内部囿于行政位阶而不愿或不敢发表真实的意见。所以,要实现法官的人格独立,就必须使法官的审判权超越科层制,使科层行政化管理只涉及审判事务而不对审判权产生作用力和影响力。

三、司法改革中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是以审判权为核心、以审判监督和审判管理为保障的,它既要坚持并且强化集体审判权理念,发挥好集体审判尤其是合议庭集体审判的作用,又要真正体现集体审判中每个法官的意志独立,确保每个法官能充分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本轮司法改革从办案机制、办案责任制、审判管理机制、审判监督机制、审委会工作机制等方面作了配套考虑,但在实践中,笔者认为还要注意以下相关问题:

一是要正确处理好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申明了审判权的集体属性,法官独立行使职权则是法官法上的要求,是指法官在集体审判权的行使中要依法独立地履行职责。法院独立是法官独立的权源根据,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的实现基础。没有法院独立,法官独立就失去了体制避护,根本就立不住;而没有法官独立,法院独立则是不真实的,甚至会产生司法专横。在围绕审判权的所有改革中,必须确立一个基本的理念,即法院独立所具有的集体审判权是由法官独立所具有的个体审判权构成的,既不能用法官个体审判权去替代集体审判权,也不能以集体审判权去压制和压缩法官个体审判权。“无论是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其所阐述的一个最根本的观念是,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必须表达自己的独立意见”,[10]也就是说,法官在集体审判中的独立意志越强,集体审判所发挥的司法公正效能就越大,所获得的司法公信力也就越高。

二是要划清审判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并理顺两者之间的良性关系。司法改革所面对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如何在审判工作中使审判权和行政权既相分离,又能将分离出来的行政权转化为对审判权行使的维护和保障。毕竟在中国特色的科层体制下,法院的院长、庭长们都具有司法和行政上的双重身份,而包括法官在内,也都具有司法和政法的双重责任,政法责任的要求往往是通过行政权力进入到审判工作中来的,而且在法院内部,这种责任压力是随着行政职务越高则越重。所以在审委会上有个现象,即行政职务越高的委员往往多于从政法要求和社会效果的角度谈案件,而行政职务越低的委员一般更多于从法律条文和法律效果上发表意见。本轮改革将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权限定在程序事务方面,对其审判监督权的行使要求全程留痕,这些都是在努力消除行政权对审判权可能的不当影响,但效果如何,还取决于法官能否实质性地摆脱行政科层的束缚,以及摆脱得有多彻底。

三是要针对集体审判的不同形态建立公平合理科学有效的考评机制。在集体审判为核心的审判体系下,长期以来法院的考评机制却只侧重于对案件承办人和审判长的考评,而淡化了对集体审判中其他审判组织成员的考评,造成合议庭陪而不审现象较为严重,也造成审判委员会委员责任意识不强,发表意见随意性大的问题。承办人作为审判长的合议庭,其本身容易具有强势话语权,如果合议庭其他成员只是走走过场,作为承办人的审判长对裁判结果就具有更大的操控性,“由于审判长、承办人享有更大的权力,打破了合议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平衡,破坏了集体行使权力的权力运行规则”,加之许多合议庭都是较为固定的,“导致合议庭成员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形成利益‘小圈子’,‘小集体’在办案过程中彼此对所承办案件奉行‘好人主义’,相互照顾,不管不问,集体行使审判权流于形式”。[11]这些问题也存在于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所以,要针对不同审判组织形式,建立考核到人的机制,只要参与行使审判权的,包括审委会委员,都应当无一例外地纳入考评。

四是要在法官责任追究制度中建立和完善集体审判责任的追究机制。1998年最高法院《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已将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具体到了“导致结论错误的人员”,但在追责的机制上仍不明朗,导致规定在实践中有些方面难以落实。如院长、庭长对违法审判担责的问题,由于院长、庭长在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的权力方面具有司法和行政双重属性,如果不加以区分,在案件责任上就进退自如,难以追究。因此,就院长、庭长在司法和行政两方面一定要开出权力清单,并对其两方面的职务行为进行规范,特别要将其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容易混同的地方作为监督重点。只有在权力清单明晰的前提下,全程留痕才有意义,管理和监督也都才会有的放矢,落到实处。

结语

审判权是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核心,如何分配好审判权则是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所要把握的。所谓健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就是既能够保障审判权真实体现于法官独立的意志之中,使法官职权的发挥最大化地实现司法公正,又能充分发挥好集体审判的优势,将法官个体职权的效力统一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集体审判权能之中,彰显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健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同时还需要有健全的审判管理机制和审判监督机制作为保障,而司法公开、裁判文书上网、终身追责等都对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形成有力促进和倒逼。其实,所有的司法改革成效,最终都要经由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得到检验。也就是说,司法改革的成败,就在于所有改革是否成功打造了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并是否通过通过这样的机制,兑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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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申:《科层行政化管理下的司法独立》,载《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39页。

[2]见《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条、《刑事诉讼法》第五条、《民事诉讼法》第六条、《行政诉讼法》第四条。

[3]王韶华:《司法公开与秘密审判》,载《人民司法》(应用)2014年第5期,第56页。

[4]张文显:《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中国司法》,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4页。该文认为,“‘诉讼社会’这一概念表征一个社会呈现涉法纠纷急剧增长、诉讼案件层出不穷的态势。”

[5]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1月第1版,第9页。

[6]王申:《科层行政化管理下的司法独立》,载《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35页。

[7]孙笑侠等:《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4月第1版,第113页。

[8]王申:《科层行政化管理下的司法独立》,载《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39页。

[9]孙笑侠等:《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4月第1版,第114页。

[10]王申:《科层行政化管理下的司法独立》,载《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34页。

[11]姜树政:《合议制审判权行使的异化与回归——以审判权集体行使为视角》,载《人民司法》(应用)2014年第7期,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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